最高法院：这份董事会决议，不是可以请求法院确认无效的决议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这是李立律师博客和合伙指南公众号第1144篇文字

最高法院：这份董事会决议，不是可以请求法院确认无效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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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和前段时间聊过的一个案子，有异曲同工之处。

今年4月份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也就是原审的原告，陈某，当时一审起诉时，是请求法院确认一份董事会决议无效。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就规定：

第一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可是，原审法院以陈某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适格原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方式结案。

陈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这份董事会决议大致是这么回事：

1、A公司，是一家外商独资公司，因此，相关纠纷行为发生的时候，是适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2、根据A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的董事都是由投资方指定的。

3、陈某，原来就是投资方指定担任A公司的董事，同时还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4、后来，陈某的董事任期满了，投资方出具《免职书》，免去了陈某的A公司董事职务。

5、A公司去工商办理董事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时，在提交的材料里，有一份A公司的《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董事会决议》。

陈某认为，这份决议上的签字不是自己签的，是不合法的，无效的。

大致就是这么个基本事实。

陈某的再审理由主要是：

1、《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董事会决议》具有可诉性，陈某为本案适格原告。

2、陈某的董事资格没有被免除。董事会未依法、依章程免除陈某的董事资格，投资方只有“指定”董事的权利，没有权利直接免去陈某董事职务。

3、投资方出具的《免职书》属于涉外证据，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有问题。

4、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陈某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相关免职事实是否成立、有效，何时产生法律后果，均需要实体审理后方能判定，原裁定通过程序性审查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驳回了陈某的再审申请，主要理由是：

1、A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根据当时的法律，依据A公司的公司章程，董事职务免除事项，不属于需要A公司董事会全体决议的事项。因此，陈某关于变更A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免除董事职务属于需要A公司董事会全体决议事项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关于投资方无权直接免去其董事职务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原裁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认定A公司的董事由投资方委派和撤换，并无不当。

2、综合庭审证据，对《免职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3、投资方作出的《免职书》，才是陈某不能再担任A公司董事的原因。《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董事会决议》只是陈某被《免职书》解除董事职务的结果宣告。《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董事会决议》上陈某签字的真实性并不影响大唐国际有限公司免去陈某A公司董事职务的效力。原裁定认定《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董事会决议》不能反映A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和独立意志，其作为对既有法律事实的记载，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的可以由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无效的决议，并无不妥。

4、原审法院以陈某与《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董事会决议》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适格原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方式结案欠妥，然而，原审法院事实上已经对本案争议进行了实体审理，并最终根据对相关事实的认定结合法律适用作出了裁断，实质上并未剥夺陈某的诉权。本案没有必要因此启动再审程序。

注意上面法院陈述的第3点理由，很有意思。法院实际上是认为这份董事会决议，不属于司法解释中所说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中的决议。单纯从中文语义来解读，是无法理解的。那么，怎么理解呢？

记得前段时间，聊过一个案件。那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并不是所有对公司章程内容的修改都属于《公司法》规定的重大事项中的“修改章程”。

那个案件中，变更执行董事时，股东会二分之一通过决议，符合公司法。但是，因此需要相应变更章程中的具体人名的修改。当事人一方认为，法律规定修改公司章程是重大事项，所以必须依法再进行表决，三分之二通过才行。

审理那个案件的法官否定了这种理解，法官认为，“该变化并不属于对公司章程的修改，仅属于公司董事、监事进行人员具体调整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无需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法官的理解如何，可以讨论，但是结论的方向是合理的。变更一次执行董事，假如需要开两次股东会，一次二分之一通过，一次三分之二通过，那才是荒谬不合理的。

今天聊的这个案件，也是同样的感觉。商业法律的实践，很多时候，更注重经验和实质，并不完全被文字理解所束缚。但是，另一方面，成文法需要不断在立法上进行明确，以便公众在做出行为前能够直接地、容易地取得明确的法律预期，而不是到了法院判决时才惊叹：“万万没有想到，这条法律还可以这样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