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股东拒绝提前出资而被解除股东资格,起诉居然败诉,为什么?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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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拒绝提前出资而被解除股东资格,起诉居然败诉,为什么?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公司法》在立法上是倾向于保护小股东的。其实,这是个误会。关注保护小股东的,最主要是体现在证券市场的法律规范中,强调的是对上市公司的管理。证券市场里要关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原因是对“公众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因为持股数低。

假如是一家“非公众性的公司”,那么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偏向保护小股东的特别规定。所谓“非公众性的公司”,就是占所有公司最大比例的、最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它们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新三板之类的“非上市的公众公司”。

因此,当大股东和小股东因为某些争议闹上法庭时,小股东一方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持股比例低、对公司没有控制权就以为法官会给予自己特别的保护。

相比较来说,在劳动法律关系中,我国的立法就是采取不对等的保护,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是加大的,对用人单位的责任是加重的。在劳动法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法律地位上并不是“平等主体”。但是,小股东和大股东,在法律地位上就是平等主体,不存在“我弱我有理”的法律法规。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小股东”三个字,就回避。特别是持股比例低到不足三分之一的小股东地位,看着就像是个“坑”。好多不专业的自媒体也在那里渲染恐惧和焦虑的观点,似乎去持股当个小股东是一件特别蠢和危险的事情。

这类观点挺搞笑的,都是一些没有专业实务经验的人在那里臆想。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要不要做小股东,是看具体情况和具体目的,哪里有什么绝对的规则。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面临着管理股东关系的内部治理问题,处理得合适,利就大于弊,处理得不合适,那么,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会有亏损或倒霉的风险。

在股东关系、股权机制这类内部治理关系的管理中,最硬核的是法律管理水平如何。一个优秀的、合理的、适合具体情况的法律管理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股东之间的向心力、遏制人性中恶的那一面施展出来,从而让股东团队和公司提升外部的市场竞争力。忽视这方面建设的,就面临着股东内斗的风险。至于是不是真的斗起来,那就全凭运气了。

从内部关系而言,假如股东之间在法律管理方面存在着认知和能力差距的,那么一部分股东就会对另一部分股东形成优势,在内部权力的争夺中就会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较为深入地理解和学习如何操作公司法相关实务,越来越成为一门必学的功课。

今天,就来说说一个案子,2019年的案子。这个案子里,有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在公司设立之初,大股东对于公司章程的定制用了心思,而小股东显然忽视了这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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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还是股权转让?法院:股权代持,涵盖了股权转让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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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还是股权转让?法院:股权代持,涵盖了股权转让之义


关于标题中的法院观点,要结合今天聊的案件的案情来理解,不能脱离具体案情而变成概括的法律结论。

双方在法庭上产生了一个争议:一方向另一方转账了一笔款项,备注是“股权投资款”,另一方将这笔钱又转给了目标公司,双方就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还是股权转让产生了争议。

当然,根据经验,这样的争议对双方而言是表面上的争议,实质上是某一方想要违反当初的承诺而刻意寻找的理由。

审理此案的二审法官在阐述观点时,提到了本文标题上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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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没有审查股东会决议,没发现公司章程违法,法院判担保无效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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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没有审查股东会决议,没发现公司章程违法,法院判担保无效


这个案件,是某个平台根据算法推给我的某个自媒体文章里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我发布的文章里经常出现公司法或者股权之类的词语。

那篇自媒体文章对此案的关注点是“监事能不能代表公司签约”。不过,我认为,这个案例最有价值的地方仍然是在“怎样审查提供担保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这个实务问题上。

在商业和投资实务中,担保是不可避免的商务工具,不仅是银行融资贷款需要担保,在很多的合同关系的建立中,担保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担保合同,与通常的买卖合同、服务合同或者合作合同有一个重要的法律区别,那就是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的权限不同。

日常的大部分商务合同,立法和法院实践中都是“认章或者认人”的。所谓“认章”,就是只要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公章是真实的,那么这份合同原则上就是这家公司签订的。所谓“认人”,就是只要签署合同的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持有公司授权书的人员,那么份合同原则上也被认定为是这家公司签订的。

而担保合同不是这样的。在公司对外签订担保合同这件事情上,法律是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进行法定限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

第十六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一百二十一条 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其中第17条对此也有详细的司法理解:

17.【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件,就是直接涉及到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理解。在这个案件中,银行作为债权人,事实上最后被法院认为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也就是不构成“善意债权人”,以致于担保被判定无效。

在这里,“善意”是指债权人在接受担保时应当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即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案,今年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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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在公司成立前的合作协议,内容与公司章程不一致,哪个算数?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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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在公司成立前的合作协议,内容与公司章程不一致,哪个算数?


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成立公司之前,创始人们签订合作协议或者合资协议,对即将成立的公司的基本安排进行约定。在这类合作协议中,有时还会大量包含着关于公司业务经营操作方面的具体安排。

在公司设立之前,提前以协议的方式约定公司设立后的各项安排,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一方面,可以最终确定各方合作合资的细节意愿,看一下是否符合各方投资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目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前的商议和安排,大大减少未来公司成立之后的矛盾和争议。

但是,实践中许多人在这样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协议混乱的状况。所谓协议混乱,是指对于自己签订的合同或者其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的管理混乱,没有章法。

就拿合资成立一家公司之前的商议过程为例,会出现大家在商议过程中先后出现多个协议或者文件的情况。第一天商量并签订好了合资合作协议,但是到了第三天或者第五天又发现有变化,然后又签署了一份协议或者会议文件,过两天又因为有新的创始人想要加入,于是又搞一份协议,期间就专门某个事情又会搞个协议或者文件。这些先后出现的协议和文件,很可能协议的主体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内容有重复、不同和冲突。

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有些创始人还有重视协议但是轻视公司章程的情况。他们通常会把公司章程交给代办登记的中介人员来操作,往往就是直接使用某些现成的文本,比如说市场监管局提供的一些样本。

如此一来,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是公司章程内容与股东之间的协议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以哪个文件的内容为准,有时候就成了争议的焦点。今天就来摘录一个这样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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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130:能以重病需医治为由请求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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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系列》是李立律师的读民法典笔记

聊民法典130:能以重病需医治为由请求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


第一千零六十六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本条是吸收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的规定,文字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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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129:婚前约定名下房屋归另一方,法院认定是赠与可撤销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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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系列》是李立律师的读民法典笔记

聊民法典129:婚前约定名下房屋归另一方,法院认定是赠与可撤销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或者即将成为夫妻的人,以契约的形式,约定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从而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适用,只有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下,才适用法定财产制。

根据本条的规定,对婚姻存续期间约定财产的,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而在之前的《婚姻法》条文中,规定的主体是“夫妻”。《民法典》本条修改为“男女双方”。

男女双方就婚姻期间财产进行约定,也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也必须符合民事行为合法有效的要求。例如,男女双方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假如一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达成的财产约定就很有可能是无效的。另外,也不能存在《民法典》规定的禁止行为,比如说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记得在前面的笔记里提到过一个案例,丈夫给妻子写了一份承诺,内容大致是一旦自己提离婚,所有的房产都归女方。法院认为这违反了婚姻自由的规定,因此判定无效。

关于财产约定的财产对象,包括婚前个人财产。

关于财产约定的内容,本条规定了3种: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这里的第一种“各自所有”应当理解为全部财产均为双方各自所有的个人财产,没有共同财产的意思。

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法无禁止即为自由,财产约定的具体形式和内容除了是否共有外,也可以包括其他内容,这里是没有限制的。比如说约定某个不动产共同所有,但租金收入归个人所有。这也因如此,夫妻财产约定制,用得好得话,有助于个性化地应对不同夫妻之间不同的财产状况。

约定财产的形式,规定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关于口头约定是否有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2016年出台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第十六条的规定,“夫妻间无书面财产约定,但双方均认可或有证据足以表明存在财产约定合意的,应认定财产约定成立。”不过,在实践中,极少有见到法院支持口头约定有效的案例。如果是单纯的离婚分配财产,双方有争议的,那么所谓的口头约定就不可能被认定,而双方无争议的,也没有必要去认定婚内有口头约定,直接按照离婚财产分配就是了。如果是第三人追索夫妻一方的债务的,那么口头约定的答辩也是不可能获得法院认可的。所以,无论是从立法的规定还是现实的情形来看,夫妻的财产约定应当要采用书面形式。

婚姻财产约定和赠与要注意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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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也需要注意法律管理:符合条件的聊天对话,也能产生合同效力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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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也需要注意法律管理:符合条件的聊天对话,也能产生合同效力


目前,在电子通讯方式方面,微信的使用率高居不下。特别是在工作中,微信被大量地使用着,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来的邮件、qq、短信和传统语音电话。

其实,微信用于工作或者商务,单从功能角度来看,并不是最合适的软件。但是,由于它的普及率极高,所以大家仍然是在工作中首选它,因为可以基本确定对方的手机里是事先安装有这个软件的。

不过,从日常工作交流的法律管理上来看,微信这个软件的优点,反而成为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微信这个软件,从软件名称、当时推出产品的定位以及功能上来看,它并没有完全取代电子邮件的意思,所以它至今都没有重视微信聊天内容的服务器保存的功能,反而是经常宣称自己的服务器是不保留微信聊天内容的。最近,它又声称可能会推出聊天内容收费备份在服务器的服务。相对比的,电子邮件服务从来都是原则上在服务器上保留着来往邮件的内容的,在事后查询时很方便。电子邮件是互联网初时代取代传统邮政“信件”的神物,微信的本意就是做一个不那么正式的、就短小信息发送的“微信”。

因为微信的上述特点,从商务法律管理的角度来看,微信至少有2个不利之处:

第一,信息内容无序性高、事后追溯难、易丢失

相比电子邮件来看,微信的内容归档是以交流对象为准的,一个交流对象就只有一个对话组,和这个交流对象无论多少年的交流内容都在一组长长的对话里放着。可是,当你需要为某一件事情去事后查询当时双方在聊天中的内容时,就非常困难。假如这样的交流还同时散落在其它的微信群里,那就更麻烦了。而且,由于微信并没有实时在服务器备份,所以一旦误操作或者手机发生故障,这些聊天记录就可能灰飞烟灭。

这在法律上来看是风险很大的事情,除非你使用微信都是在聊一些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实来看,大家无论大小事,都习惯用微信进行交流。虽然有部分公司企业现在开始使用特定的软件,但也都只限于公司内部的工作组织,对外是没法控制的。

第二,形式风格轻松、缺乏仪式感和商务感

仪式感或者形式风格,有时是很重要的,它会下意识地提醒你要对哪些方面重视起来。就好像你受邀请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或者去参加一次长辈安排的相亲,你一想到那个场景就会下意识地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和服装打扮。

在企业法律管理事务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涉及道德遵守的承诺书,比如说承诺不侵犯对方的商业秘密,员工承诺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曾经就有人问过我,说这些承诺的内容本来就是法律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何必多此一举再搞个书面承诺书让他们签呢?我说,人对自己书面签署答应的事情,通常心理上会更为重视。其实,这就是“书面签字”的形式在起作用。

从工作和商务的角度来看,微信的形式风格就过于轻松了。你给别人拨打电话,你可能会清清嗓子并在拨打电话前想好内容和语气。你打开电子邮件准备给对方写封邮件,你绝对不会随便写个短句就发出去,你不会发封电子邮件,内容只是“在吗?”。但是,用微信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软件打开后给你的感觉是“聊天”。“聊天”给人的感觉就是较为随意的,你一句我一句,甚至有一句没一句的,很可能还夹杂着各种表情包、一旦中断只能重头开始听的语音,还有各种文件、图片、视频、链接。杂乱而有些随意,就像日常生活似的。

在这种较轻松的软件功能风格的影响下,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微信聊天内容理解为是“非正式”的对话内容。而这个理解,在法律上是完全错误的。

大部分人可能一生中很少会去打一场官司,即使打官司,可能也不会那么巧就遇到微信证据的。事实上,在近几年的法院民事诉讼中,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民事证据了,法院在确认案件事实时经常会采纳微信聊天对话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在这些案例中,最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个内容明确的对话,即使双方后来没有用书面合同文件再次确认,但是,在法律上仍然是可以根据微信聊天对话内容认定双方就某事订立了一个合同。只要这个合同内容没有违法无效,那么这个合同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双方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合同责任。像下面这个案子中的当事人就是这样,他们在微信聊天时聊了股权转让退出公司的事情,法院认为这就是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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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法定代表人撤回公司的科委考核,公司起诉要其道歉,法院驳回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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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法定代表人撤回公司的科委考核,公司起诉要其道歉,法院驳回


公司高管、法定代表人的人选、变更,在法律上来说,是公司治理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风控事项。特别是撤换这些职位的人员,假如合规合理的操作,那么可以做到顺风顺水、不起波澜,很可能感觉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一样。但是,假如操作时不注意风险控制、不注意合理的时机,那么就会给公司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那么,在操作撤换法定代表人和公司高管的事务上,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让风险降低到合理的程度呢?

今天,说一个因为更换法定代表人而给公司引发重大麻烦的案例,然后通过这个案例来看看究竟该如何操作更为合理。

案件的基本事实经过:

甲公司,是一家科技型的公司,经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认定为孵化器企业,每年政府会根据服务团队的运营成本发放补贴。2018年2月26日,甲公司所在的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2017年度的考核通知,依据该通知及其他相关材料,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参与2017年度绩效考核,经区科委审核考评通过后将获财政支持。甲公司当然也会积极去参加此次考核。

但是,就在参加考核之前,甲公司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更情况:免除了周某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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