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民法典87:合同无效但验收合格,工程款不必等到整体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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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系列》是李立律师的读民法典笔记

聊民法典87:合同无效但验收合格,工程款不必等到整体工程竣工


第七百九十二条 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

这是对于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管理的计划性控制。

什么是“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目前没有明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但是,根据1996年6月14日发布,后于2011年修订发布的国务院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定义和罗列,这可以作为本条文解释何为国家重大建设合同提供了参考: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指从下列国家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中确定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骨干项目:

(一)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中的大型项目;
(二)高科技并能带动行业技术进步的项目;
(三)跨地区并对全国经济发展或者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四)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五)其他骨干项目。

第七百九十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民法典》本条内容,在现行《合同法》中是没有的,是一条新增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工司法解释(一))这个司法解释中的内容,但是还是有所修改和调整的。

本条第一款内容,与建工司法解释(一)的第二条相对照,有细微的文字修改。

建工司法解释(一)的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相对照的,《民法典》本条第一款内容中,2个修改要点:

  1. 强调是“参照合同……”。意在表明,并不是让一个无效合同按照有效合同进行履行;强调是“折价补偿”,同样是强调这是无效合同处理中的补偿问题,而不是一个有效合同履行中的合同义务问题。
  2. 将建工司法解释(一)第二条中的“竣工验收合格”,修改为“验收合格”。这意味着不必等到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本条第二款这项规定,部分吸收了建工司法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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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块链证据在民事审判中的认定,上海法院已有较明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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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块链证据在民事审判中的认定,上海法院已有较明确思路


区块链在民商事法律管理中的运用,目前正处于一种初期阶段。杭州互联网法院在2018年9月18日正式上线司法区块链,是国内首个司法链。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认可了区块链作为收集、固定和防篡改数据的技术手段。之后,北京互联网法院、深圳互联网法院均已通过与商业机构合作的形式上线了各自的司法区块链。除了互联网法院外,各地非互联网法院也有些在积极尝试这方面的探索。

根据目前的信息,各地法院自行建设司法区块链似乎已经被暂停了,而最高人民法院开设的司法链平台成了一种首选。

区块链证据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目前数量还不是很大,原因有很多种,但大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未来随着技术进步,这些问题将不会成为问题,当然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有的运用中,更适合那些合同标准化的企业来使用。这些企业可以较方便地利用司法链平台提供的合同链等服务,在日常合同管理中就固定证据。

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区块链证据的运用,现在分2个层面:

一个是互联网法院在审判中的运用。

互联网法院,是专门法院,是专门设立的,在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互联网上完成,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的法院。目前仅有三家互联网法院,北京、杭州、上海。

互联网法院对区块链证据的运用规则,有司法解释的直接指引。2018年9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对于互联网法院审查电子证据的方法作出了规定。这一规定,当然也是适用于区块链方式保存的证据。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真实性提出异议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结合质证情况,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真实性,并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等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安全、可靠;

(二)电子数据的生成主体和时间是否明确,表现内容是否清晰、客观、准确;

(三)电子数据的存储、保管介质是否明确,保管方式和手段是否妥当;

(四)电子数据提取和固定的主体、工具和方式是否可靠,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五)电子数据的内容是否存在增加、删除、修改及不完整等情形;

(六)电子数据是否可以通过特定形式得到验证。

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电子数据技术问题提出意见。互联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鉴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调取其他相关证据进行核对。

但是,实践中,除了三家互联网法院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是“非互联网法院”。这些绝大多数的法院,在审查区块链形式保存的证据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方法和规则呢?

近日,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20年第14次会议讨论决定,将七件案例,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第三批(总第十三批)参考性案例予以发布,供全市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

在上海高院这次发布的七个案例中,有一个判决中就详细说明了非互联网法院在认证和认定区块链证据时的具体规则和法律理解。这一法律理解,应当会成为上海地区法院统一的法律理解,因此,这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信息,现摘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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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比例一定要保持不变”,你有没有这样理解“股权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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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比例一定要保持不变”,你有没有这样理解“股权稀释”?


最近,我在办理某个与股权相关的业务中,遇到了一位企业家。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未来他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权不会被稀释。具体来说,就是希望自己的股权比例能够在未来保持不被降低。

对于“股权稀释”的这种理解,以及这种相应的要求,这些都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可以说是经常遇到听到。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用我的方式向别人解释清楚什么是股权稀释,解释清楚他们心里所想的那个反股权稀释在法律上究竟是个什么意思。这位企业家听了我的解释,也立即明白这里面的要点了。

关于股权稀释,我过去曾经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写过有关这方面的主题。但是,我发现,目前为止,对这个概念的错误依然是非常流行。所以今天呢,就随便闲聊几句,希望能把这件小事情说清楚,希望能够看到这篇文字人,能够因此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变得内行一点,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也避免自己失去很多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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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利益为何纳入违约赔偿范围?最高法:否则会鼓励当事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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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利益为何纳入违约赔偿范围?最高法:否则会鼓励当事人违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今年,我曾经写过2篇有关的文字。今天推介一个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的一份针对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在这份裁定书中,针对可得利益纳入违约赔偿范围,进行了立法目的的解释,比较少见。另外,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当事人是怎样举证证明可得利益的数额的,这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实务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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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86:不得将建设工程支解发包,什么是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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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86:不得将建设工程支解发包,什么是支解?


第十八章 建设工程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共19条。《民法典》本章共21条。相对于《合同法》来说,实质上修改了6处条文,并且增加了2个条文。因此,《民法典》在建设工程合同这一块的立法内容,对于原有的立法有一定量的修改。

第七百八十八条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民法典》本条是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与《合同法》内容相同,未作修改。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承包人和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承包人的主要义务是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

工程,是指土木建筑工程和建筑业范围内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及大型的建筑装修装饰活动,主要包括房屋、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矿井、水库、电站、通讯线路等。

勘察,是指就完成建设工程地理、地质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

设计合同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步设计合同,二是施工设计合同。

关于哪些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可以适当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中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具体类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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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仅限于高管侵害公司利益,不能代表公司打其他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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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仅限于高管侵害公司利益,不能代表公司打其他官司


《公司法》上有一个“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也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某些特殊的诉讼。

但是,对于这项法律制度,不能够望文生义,以为股东可以代表公司进行任何类型的诉讼。这个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这项制度。

第一百五十一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五十二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是指什么呢?

第一百四十九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说,事实上,从《公司法》立法的角度来看,股东代表诉讼所针对的只有一种特殊的行为,那就是针对公司高管违法违规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特殊侵权行为。

至于公司其他需要处理的合同之诉、侵权之诉,都不是《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可以操作。也就是说,不管是何种情形,公司的股东都不能代表公司提起一些追究其他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的诉讼。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审结的一个二审裁定的案件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其中,一审法院对此的论述分析也很详尽,很有参考价值。摘录笔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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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将一个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除名,看一个案例就能掌握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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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将一个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除名,看一个案例就能掌握门道


股东,是可以除名的。所谓“除名”,就是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其他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他的股东身份资格,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而且是要有些法律实务技巧的,不能乱来和蛮干。

首先,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股东除名”的内容。因此,关于“股东除名”,依据大致有2类:

  1. 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的股东除名适用条件的,或者全体股东之间另行相关的明确约定的,只要这些规定没有违反法律而且也不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那么基于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的自由,司法机关原则上是认可依据此类规定将某个股东除名的。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股东除名。今天,也主要是谈谈这个。

有关股东除名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后来根据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又于2014年2月20日发布。

在这个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特定条件下的股东除名制度: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应当说,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第一个股东除名的规定,虽然文件的性质不是法律法规,但是司法解释在司法机关审判案件中是一种直接依据,也是有很强的法律效力的。

可是,任何事情新生时可能都不能是马上完善的。上述说的那条司法解释,仍然有许多需要明确的地方。比如说,被除名的股东如果是大股东,他就是表决不同意咋办?再比如,这个股东会开会要不要通知被除名的股东参加,怎么通知算是到位了?

后来,经过法律实践的不断研磨,上述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解。本文就打算从一个案例的分析出发,将这个事情理一遍:怎样将一个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除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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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85:定作连衣裙、拒绝提货、要求解除合同,法院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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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系列》是李立律师的读民法典笔记

聊民法典85:定作连衣裙、拒绝提货、要求解除合同,法院驳回


第七百七十九条 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

所谓“必要的监督检验”,是指如果合同中已经约定定作人监督检验的范围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内容按时进行检验;如果合同中未约定检验范围的,定作人应当根据承揽工作的性质,对承揽工作质量进行检验。

依本条的规定,承揽人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是一项法定的义务。

特别要注意“工作期间”这个词语,即意味定作人的这种检验,并不一定是对最终工作成果的检验,也可能是工作期间状态以及进程的检验。

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有个二审案件,法院就提到过合同法中这个条款,以这个条款为依据对合同中的验货条款进行了解释,认为承揽合同中约定的验货日期不能认定为是交货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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