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民法典122:配偶赠送财产给同居的小三,法院具体案件怎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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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系列》是李立律师的读民法典笔记

聊民法典122:配偶赠送财产给同居的小三,法院具体案件怎么定?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本条禁止性规定里,现实中容易引起争议案件的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特别是请求彩礼返还的诉讼案件还是较多出现的。

彩礼,也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而产生的。那么,收取彩礼,算不算是“借婚姻索取财物”?

从实践来看,无论是社会还是法院都认为按照正常习俗收取的彩礼不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正常彩礼之外的一方索取才有可能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仍然是将彩礼原则上视为是民间习俗,但是,对于超出正常习俗合理范围的彩礼,给相关当事人提供了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返还的权利,保障必要的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2021年1月1日起实施,这条内容与原司法解释中的内容是一致的,没有修改变化)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收取的财物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返还彩礼的数额如何确定呢?

这些方面都是没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的,都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由法官来认定的。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甘民申706号《李某与刘某婚约财产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法官认为收取数额过大的彩礼构成“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某因与李某之女李玲芳缔结婚姻关系,向李某两次共送彩礼达135400元,李某收取较大数额彩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精神。……”

关于彩礼返还数额的认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申3113号《张某、黄某1婚约财产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法官认为,“……依习俗通称,彩礼是婚前男方家庭送给女方的一份礼金或财产,彩礼应返还多少尚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进行详细规定,一般是根据双方婚姻维持时间长短,还有双方的过错确定。结合本案来看,张某与黄某1于2017年2月6日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2017年5月底,黄某1搬离张某住处,结束同居生活。鉴于双方共同生活三个多月,原审法院考虑到黄某1为置办婚礼有一定的花费,亦依照当地习俗置备了嫁妆等因素,酌定退还80000元并无不当。……”

从整体上来看,各地人民法院对于收取“彩礼”的习俗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地区的法院在判决书中直言彩礼不是法律所提倡的,而有的地区的法院认为彩礼算是正常习俗,比如前面提到的(2018)鄂民申3113号民事裁定书中,湖北省高院的这位法官就认为“男女双方为结婚而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应归于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其符合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可见,各地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我个人以为就是各地习俗不同的表现。既然是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为习俗,那么就不存在提倡不提倡的问题,法院最主要的重点应当还是要根据法律法规结合具体案件对各方利益进行合理的平衡。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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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退出公司10年后公司发生一笔债务,法院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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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退出公司10年后公司发生一笔债务,法院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股东退出,也就是股东将所持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其他人后,不再是公司股东身份。

原则上来说,股东退出了公司,不持有公司的股权,假如也不再担任公司的高管或参与公司的经营了,那么,这位“原股东”就应当是与这家公司债权债务没有关系了。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就算是完全退出了公司,仍然可能会被公司的债务扯上关系,甚至于被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充赔偿责任。

这些特殊的情况,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来看,主要原因有2类:

一类原因是股东出资有问题,要么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要么抽逃出资。

另一类原因是股东在退出之前已经违反了法定的义务,比如公司清算义务。

在今年分享的笔记里,就提到过这么一类案件:创办公司的初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后面经历了几轮股权转让,公司债权人以此为由起诉公司股东对相关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以将之后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新老股东都列为被告,法院判决所有的新老股东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任何事情都是有发展的。在公司法相关的实务操作中,企业家和股东们要意识到需要不断升级认知水平和操作的完备性。十几年前可能很少会引起法律责任的不正确的操作,如今可能就是给自己埋雷。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认知也在不断上升,法院等司法机关对于这类事务的研究和处理也在不断升级,因此,企业和投资者早年间粗糙的操作方式和管理理念,是需要不断更新的。

例如,20多年前曾经流行过一小段时间的第三方过桥垫资注册公司的方式,现在就原则上不能再使用了,否则就是明显的抽逃出资行为,很容易被相关的利益方拿来做文章。

再比如说,股东往公司投入运营资金,不按照缴纳出资进行操作,不变更相关的登记,只是转账,在大量的争议纠纷中都被认为“不属于缴纳出资”。不要懒,像这类事情只需要财务稍微注意操作一下就能解决,不要延续过去那种放任式的操作习惯。

今天说的这个案件,就是因为以往不正确的操作模式遗留下的风险爆发了,那些早已经退出公司的股东又被法院判决对于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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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能否起诉要求“一人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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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能否起诉要求“一人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甲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公司就一个股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商独资企业。

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开始施行,原来的有关外商投资的三部法律同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外商投资法》的施行后,将逐渐将原先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统一到内资企业目前的组织形式,比如说公司、合伙企业等形式。《外商投资法》最后一个条文中,对此有规定,“……本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等。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而本文说的这家甲公司,从登记的组织形式来看,已经是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了。

今天聊的甲公司的这个案件,是一个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争议案件。一审法院认为甲公司的股东没有这个诉讼请求的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二审法院认为甲公司的股东有这个起诉的资格,裁定撤销一审的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审理。

基本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

甲公司唯一的股东A公司(外商),作出了股东决定,更换了甲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但是,甲公司原来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一直拒绝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于是,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甲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区经济委员会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执行董事及监事变更的备案。

从这个背景情况可以推断出,股东与公司原来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一定是产生了某种较为激烈的矛盾。事实上,关于这家公司内部矛盾引发的诉讼,在一审法院还同时有另一起。

A公司在起诉状里这样表述:“A公司为甲公司的唯一股东,甲公司系A公司在上海市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根据甲公司公司章程第四条的规定,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甲公司的执行董事及监事由股东决定。2019年8月6日,A公司作出股东决议,并出具针对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监事的免职书,据此任命并委派宋某为甲公司的新执行董事及新法定代表人、陈某为甲公司新监事。然而,自A公司作出股东决议、免职书及委派书以来,甲公司一直怠于向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执行董事及监事的变更的备案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手续。”

A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A公司作为甲公司的唯一股东,有权任免甲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变更执行董事及监事的应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另根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应同步在商务部门进行备案。现甲公司一直怠于履行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监事的变更及备案程序,有悖法律和甲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故A公司诉讼来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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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提出破产申请,不等于申请破产;不要把法官当傻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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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提出破产申请,不等于申请破产;不要把法官当傻子系列


为什么标题里有“系列”二字呢?

并不是我想写一个什么系列,而是说在现实里,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在很多民事和商事诉讼打官司时都有这样错误或者偏差的认知,在我之前的笔记和文章里也提到过好多这样的案件。

这些人通常是对法律和法律实务是没有基础常识的,带着一肚子想当然的理解去操作法律实务。有些人脑袋里只有包青天,以为法官有责任和义务帮他取证和调查;有些人看美剧和港剧太多,拿英美法系来套大陆法系的中国法庭;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拿着日常生活经验逻辑去硬套法律上的一些逻辑。

前几天有个网友找我,想委托办理一个诉讼,我们交流了一会儿后,我让他收集与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一些资料和证据,然后再来找我。这时,他问了我一句:“是不是你对这个案子还没有把握?”这种提问,也是经常遇到的。我回答:“现在还谈不上有没有把握。”因为,没有充分调查和研究,是不可能给出解决方案和预判的。资料都没有充分研究就能给你把握的律师,要么是天命在身,要么是专业精神不够。

对律师的认知有偏差,最多是让你找了个不太合适的律师。但是,假如对法官的认知有偏差,那你在诉讼时就很危险了。这种对法官的认知偏差,通常表现为这种思维方式:假如怎么怎么样,那么法官一定会认为怎样怎样。

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委托人就有这种明显的思维模式,就及时和委托人进行了交流。在交流中,我曾经问过这么一句:“您有从事过法官工作或者相关法律工作的经验吗?”委托人说没有。我说:“这就对了。假如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不要以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对方在什么情况下一定会想什么,隔行如隔山啊。”

我记得今年我聊过一个关于离职后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案子。案子的主角,在职期间,他的妻子就开办了一家同行业的公司。离职时,他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公司也按月给他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接着,公司发现了他妻子的这家公司,于是就依据竞业限制协议起诉了他。于是,他又与妻子离婚了。这个案子的这位主角啊,就是把法院和法官当傻子的典型,他的一系列试图规避法律责任的奇怪操作,都是以为这样操作后法官一定会认定他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责任。

还有前几天说过的那个开除股东的案子。几个控制公司的股东,运用司法解释规定想要开除一名股东,但是他们只注意到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却没有想到法院还是要实质上审查那名股东是不是完全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结果开除股东的股东会决议被法院判决无效。这也是机械地解读法律的一个典型,就是照着某个法规条文去操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今天说的这个案子也是这样。一审判决结束后,为了在二审中能够扳回来,公司股东们居然在提起上诉之前向法院申请破产,然后以“已经申请破产”为由试图在二审中推翻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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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财产协议分完,居然打官司又要了一笔钱;普通人也要懂公司法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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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财产协议分完,居然打官司又要了一笔钱;普通人也要懂公司法


再说具体的案例之前,我还是照惯例说一说相关的闲话。

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觉得我在网上分享的这些笔记内容有点太散漫了,不太像专业的法律文章。我回答说,那就是我想要的,虽然这些文章也是我专业学习时候的笔记,但毕竟是下班的时候做的。下班,总不能和上班做的事情一模一样,那样太无聊了。

普通人其实也都应当学学公司法以及合伙的法律常识,因为,与公司法相关的事情不仅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很多人的生活中了。

就拿婚姻中的财产为例。

30年前,还在大学学习法律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也才十年不到。当时的普通人里自己开公司企业或者持股参股的,真是社会上的一小撮。甚至大部分的商人仍然用个体户的身份在经商,不像如今,选择直接以公司形式创业的人是主流。

所以,现在,夫妻双方或投资或者控股公司企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公司、企业、股权东西已经完全的渗透进了夫妻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特殊的东西,也成了离婚分割财产时的一个重要事项。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公司和股权的分割比房产分割复杂得太多了。

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财产之间的法律上的区别,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目前在具体实践中关于股权是不是一种财产都是有理解上的分歧的。

来看一些更明显的区别。

夫妻共有的房产与这个房产直接有关系的也就是夫妻二人,并没有其他人,所以他们两个对房产如何分割,对其他人都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公司股权就不一样了。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公司股权的分割,不仅涉及到自己的利益,还会直接影响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仅如此,夫妻双方分割股权还会直接影响这家公司的股东团队构成、表决权的重新分配。由此会直接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而这又会间接影响公司的高管和全体员工的利益影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所以,即使婚姻关系良好,有些股权也是不宜放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假如经营的公司不是夫妻老婆店,假如还是一个需要多方合资合力发展的公司,那么,无论考虑哪个方面的利益,都应当尽早将公司股权从夫妻共同财产中脱离出来。当然,不用担心另一方的利益,完全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方案设计得到完全的保障和平衡。

正因为股权的这种特殊性。所以在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假如原来只是在夫妻一人名下的股权,在没有得到公司,其他股东明确的表态之前人民法院一般是不会轻易判决拆分股权的。

离婚时股权分割这个问题,不仅要受到婚姻法的约束,还要遵照公司法的要求。假如夫妻双方的股权原来只在一人名下的,在离婚时想把股权分给另一方,那等同于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是有优先购买权的。

在离婚分割股权的时候,还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股权的评估、股权的价值、股权激励、对赌回购等一系列的公司法专业的实务问题。这比分割房产复杂多了。

对于离婚的双方来说,最有效率和最和谐的方法是在专业的人员的协助下协商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不要把股权这个复杂的事情扔给婚姻家事法庭的法官。因此,普通人也应当学习一下公司法的基本常识。

而且,假如一方懂而另一方不懂,那么不懂的一方就会处于认知差距的风险之中,只能依赖对方的个人道德了。

回到本文的标题,说的就是这么个事情。女方成功地在协议离婚后间接又让男方赔付了一笔款项,而且从策略上是颇为巧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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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121:法院认定“如男方提出离婚,房屋归女方所有”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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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民法典系列》是李立律师的读民法典笔记

聊民法典121:法院认定“如男方提出离婚,房屋归女方所有”无效


第五编 婚姻家庭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是将原先的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中的相关内容整合修订而成的,不仅吸引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的内容,而且也修改补充了许多地方,但总体上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千零四十条 本编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

婚姻、亲属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与合同法不同的是,婚姻家庭法,涉及到亲缘、身份、伦理、习俗,因此,在很多方面并不表现所谓对价等偿的原则。

特别是婚姻关系,在某种角度来看可能有类似“合伙”的关系性质,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婚姻关系并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关系,它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带有明显的身份法律的特点,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顺便说一句,时至今日,仍然偶尔会有人会提起所谓“事实婚姻”,这是非常落伍的认知了,早在1994年,也就是26年前就在法律上不承认了。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经失效),其中明确规定:

第五条 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第一千零四十一条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本条是一个新的立法内容,或者说,在之前的立法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有些学术文章认为,“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表达的是婚姻家庭受民事法律保护,因为之前的相关民事立法中对于婚姻受法律保护的表述比较突出,而对于家庭受法律保护没有强调。

从立法条文的技术角度来看,“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保护”,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这个表述,应当理解为是对上位的宪法原则的强调,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本条四条内容都是婚姻沿用原《婚姻法》的规定,可以理解为是婚姻法律的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前面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这第二款内容就是第二条基本原则。

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在某些事实或者争议没有明细指向法律条文规定时,这些基本原则条款,有时也会被法院直接援引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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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里写入了不是股东会职权的事情,引发了反悔和一场诉讼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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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里写入了不是股东会职权的事情,引发了反悔和一场诉讼


股东会决议不是个筐,不要什么事情都写到股东会决议里,否则,是容易出法律问题的,是容易被有心人利用来做文章的。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说好的签了字的事情,有人反悔了,理由就是股东会决议无效,然后引发了一场诉讼大战。

很多人以为,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就是全体股东在一起开会达成的决定,决定的内容当然是没有限制的。这是错误的,这是不懂公司法规定的表现。

股东会决议,不是简单地股东开会形成的决定,它是有法律特别的规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注意一下,这个条文的最后8个字“依照本法行使职权”。这说明,股东会行使职权,是有法定范围的,不是任由股东随心所欲的。

《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就规定了股东会的职权,具体如下: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上面罗列的这十一条股东会职权,凡是开过公司或者当过股东的,大概多少都会有些印象,因为在大部分的公司章程模板里,股东会职权的描述,都是直接照抄《公司法》的这一段的。

在罗列的这十一条股东会职权里,立法者是给公司股东也开了一个自定义的口子的,那就是最后一条,“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也就是在公司章程里另外写明的其他职权。当然,也必须不违法,而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不是说公司章程里自定义的内容一定是合法的,在某些案件中,法院直接认定某些内容的条款是无效的,这方面过去在我的文章中也介绍过。

但是,无论如何,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原则是确定的:一是《公司法》第三十八条所罗列的前十条内容,二是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为股东会职权的其他内容。

严格来说,除了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是不能被认定为是股东会职权的,股东会就其他内容形成的决议,性质上也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

先来说说那个具体的案例,然后再说一下股东会实务操作时的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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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是否必须外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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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是否必须外方吗?


这个案子涉及到适用旧法的问题,涉及到对《立法法》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废止。

王某,是甲公司的副董事长。甲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2019年,王某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

  1. 确认被告甲公司于2013年10月14日形成的章程第十六条“董事长由甲方委派、副董事长由己方委派”这一记载内容无效;
  2. 确认被告甲公司于2013年10月14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第三项“由无锡源渡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王某为公司……及副董事长”这一决议内容无效;
  3. 确认被告甲公司2013年10月14日股东会决议第三项“由无锡源渡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王某为本公司副董事长。变更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为:……副董事长王某……”这一决议内容无效。

王某作为甲公司的副董事长,为什么要提起这么一个诉讼呢?

表面上看,王某的理由是:公司任命他作为副董事长,是违法的。

实际上,最直接的动机是王某被法院在对甲公司的执行过程中被限制高消费了。

假如王某能够成功打胜这场官司,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从来就不是甲公司的副董事长,然后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的措施了。

不过,民商事案件,动机并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看王某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是怎么样的。

王某认为:甲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013年10月14日,经甲公司章程确认,A企业向甲公司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00万元,持股15.79%。订立章程同时,甲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讨论决定相关事项,其中议决事项有:由原告王某担任甲公司副董事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条规定:合营企业设董事会,其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协商,在合同、章程中确定,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无锡源渡合伙企业入股时,甲公司的董事长系由当时的中方自然人大股东杨某自行担任,于此情形,副董事长应当依法由当时的外方股东选任。被告甲公司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将王某选任并登记记载为公司的副董事长,相关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涉及的与此相关的内容,应自始无效。原告王某自始即不具备被告甲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王某认为自己从2013年10月14日至今,只是甲公司董事,但不是副董事长。

王某的理由成立吗?

从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条的规定“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来看,我认为,王某的理由是成立的。但,我个人理解并不重要。看看具体案件中法官的理解,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本案的审判结果,是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这里面的关键是,审理本案的法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关于新旧法适用的规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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