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退出公司后,还能要求查阅自己持股期间的公司的会计账簿吗?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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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退出公司后,还能要求查阅自己持股期间的公司的会计账簿吗?


昨天的笔记讨论的问题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自己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后,还能不能有权利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关键是要看股权是否已经交付,股东资格是否还在。

今天顺着昨天的内容,再来聊一聊股东退出公司后还能不能有权利查阅自己持股期间的公司会计账簿,特别是实务方面该如何理解操作。

关于今天的主题,法律规定相当简单,只有“半”个条文。

第七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

这个司法解释是2017年9月1日起施行的。

在这条司法解释出台之前,部分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有过一些司法理解类文件中也提到过这类退出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律适用理解,像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有这方面的文件。

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4月发布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规定:“第十五条 已退出公司的股东对其任股东期间的公司经营、财务情况提起知情权诉讼的,因其已不具备股东身份,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再例如,2005年11月发布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四)——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若干问题的问答(沪高法民二〔2005〕11号)》中就规定:

一、公司股东退出公司后,又以公司在其股东资格存续期间对其隐瞒真实经营状况为由,诉请对公司行使知情权。那么原告是否具备提起知情权诉讼的主体资格呢?

股东权利不能与其股东身份相分离。股东退出公司,丧失了股东身份,不再对公司享有股东权,故其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权利也随之丧失。因此,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适格主体只能为公司现有的具有股东身份的自然人和法人。对于原告以公司原股东身份要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因原告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至于原股东认为公司隐瞒真实经营状况导致其股权出让价格明显不公的,可依法通过行使撤销权或对公司提起侵权之诉讼途径解决。

可以看到,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之前,退出公司的股东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股东知情权,是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的。

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第七条,对这个法律规则进行了修正或者说补充,规定了在退出公司的股东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行使对持股期间的公司的特定文件资料的知情权的。

退出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依照这半个条文,在实务中有2个点需要根据具体案情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行使知情权,这个条件的举证要求和举证强度是什么?
  2. “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怎么理解?什么是“特定文件材料”?

既然是聊实务,还是先聊实际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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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何不可?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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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何不可?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2类公司,在我国《公司法》中是分开章节进行立法的,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不同的法律规则的。比如说,今天题目里说的这个问题。

曾经有人问过我,开公司应当选择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问题,没法简单回答,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和具体需求才能给些建议。

但是,我之前在写《合伙——强强联合的不二选择》一书时查过一些统计数据,现实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远远超过股份有限公司,大概每100家公司里,最多只有6到7家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说,看现实的选择,估摸着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类型的适用性强得多。

股份有限公司的某些特征,决定了没办法很好的适应股东之间“人合性”强的特点。随便说2点:

比如说,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的工商登记,是和有限责任公司不同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是属于必须登记的事项。

但是,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只提供对发起人股东的登记,之后的股份转让、股东的变化都不属于登记事项。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股份有限公司是需要自己内部来登记股份和股东的变化情况的(注:也有一些股权托管机构可以代办此类登记事务,但需要额外的费用),这也意味着其他人是无法通过国家的企业登记信息系统查询到后加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股份变化情况的。这种特殊性,公司创办者是不太能接受的。

至于说,为什么上市或者上新三板、四板的那些公司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而没有这方面的麻烦,那是因为它们的企业登记信息必须通过交易所系统以及交易所业务规范进行管理,所以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

再比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股份给股东以外的人,其他股东是没有法定的优先受让权的,这也是“人合性”强的创始股东团队不太能接受的规则。当然了,在公司章程里是可以特别制订股份转让方面的限制以及其他股东的优先受让权,但是,这不等于又多了一件制订这方面章程内容的工作吗?

圆规正转,回到本文主题: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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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所有股权的转让协议签订后,还有资格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吗?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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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所有股权的转让协议签订后,还有资格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吗?


股东郭某,持有甲公司5%的股权。2019年8月31日,郭某与方某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郭某将自己所持的甲公司5%股权转让给方某,股权转让对价20余万元。

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股权转让,也得到了全体其他股东的同意,没有股东要求行使优先受让权。也就是说,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并且可以履行的。

2019年9月5日,方某(即受让郭某股权的)向甲公司发送《股东变更登记通知》,该《通知》内容是:

方某与郭某已达成股权转让协议,郭某将持有的甲公司5%股份转让给方某,该股权转让已获得甲公司的其他所有股东的同意,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现申请甲公司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公司股东郭某变更为方某。

结果,甲公司没有理会方案的这个通知,没有办理任何手续。

有经验的人大概也能猜出来了,甲公司的控制股东与郭某肯定有某种较大的矛盾。

郭某,事实上还是甲公司的创始股东,甲公司2011年3月2日成立时的第一批股东,当时持股数为2%,后来经过一次股权转让增加到5%。

甲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一股独大,创始股东中,最大的股东持股超过80%,是绝对的实际控制人。

郭某是公司的小股东,但是并不是甲公司的高管,其担任的职务是公司技术部经理,负责公司技术方面的事务,曾经在任职期间与甲公司和乙公司(注: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关联方)签订了某个特定技术的技术资料保密协议,承诺对工作涉及的技术信息和技术资料予以保密。

2018年10月,郭某与甲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2019年6月1日,儿童节,郭某开始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他向甲公司寄送书面的《股东知情权请求函》,载明“郭某为全面了解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维护股东知情权,要求甲公司提供2011年3月2日至2018年9月10日期间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郭某查阅、复制,并提供2011年3月2日至2018年9月10日的公司会计账簿和原始会计凭证供郭某查阅。请甲公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15日内通知郭某查阅地点及时间。”

据后来郭某在法庭上所说,他之所以要查阅上述资料,是因为他认为甲公司和乙公司存在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混同,且长期未经股东会决议进行关联交易,损害股东权益。

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6月2日日,甲公司即签收《股东知情权请求函》,但未根据文件载明的内容答复郭某。

于是,郭某在2019年7月2日向法院提起了股东知情权诉讼,诉讼请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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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6年没有召开股东会,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法院为何驳回?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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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6年没有召开股东会,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法院为何驳回?


昨天写的笔记《为什么打官司不能依靠搜索得来的案例?因为那是完全错误的思路》,没想到收到了一些很直接的评论。比如说,有人对我说“你需要引用的是对你判决有利的案例就好,其它不利的管他干嘛”。

可能是因为我在昨天的文章里更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也有可能是因为间接地批评了某种诉讼准备的模式,或者也有可能是我表达不太明确。所以才引起了些批评和指正。要知道,平时我的文章有阅读数高的时候,有获赞转发多的时候,但是很少有评论多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时候还是客观表述的内容居多。

这里我就多说两句。

所谓诉讼准备,也就是在打官司之前的准备,也包括别人打过来官司应诉前的准备。准备阶段,和开庭阶段,是2个不同的阶段。

民事诉讼,在开庭的时候,当然不能提及任何对自己当事人不利的内容,包括案例,这是律师执业规范的原则。

但是,在诉讼准备阶段,作为专业的律师,不仅要收集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法规、案例等等,也要全面研究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案例、学术观点以及司法实践的习惯情形。

假如在诉讼准备阶段只研究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法规和案例,那么在我看来这是对自己和当事人不负责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案件,我认为一审原告也存在诉讼准备不全面的问题,眼里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忽视了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假如一审原告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准备充分全面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决定不提起这样一起诉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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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打官司不能依靠搜索得来的案例?因为那是完全错误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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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打官司不能依靠搜索得来的案例?因为那是完全错误的思路


写了上面这个标题,并不是说明在法律实务中案例不重要。正相反,案例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是仅次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重要内容。

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像是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打官司时是依靠某个已经判决过的案例,以为过去的案例是可以直接拿来当作判案依据的。

这种错误的理解,在非法律专业的人群中很常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如此,在具有专业资格的少数法律专业人士中也不同程度有这样的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搜索查到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发现上面法院的某个法律认定或者论述正好与自己案子里的情况相同或者相似,于是就以此为据对案件进行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诉讼策略。这种办案思路,是有大问题的,很多诉讼当事人和部分代理人就是栽到了这个坑里,然后输了官司骂法官没有水平或者不公。

我日常的学习笔记里,大都会写一些自己办理的案子或者是学习到的案子,但是在我的文章里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提醒可能读到我文章的人不要以某个判例当作确定的法律理解,因为,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也是不符合现实的。今天,我只是把这个观点单独拎出来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我曾经还遇到过办案法官也落入了这个思路之中的情况。当时,那位法官就拿出中级法院的某个过去的判决书,由于那个判决书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征求过法律学者的意见,因此法官非常信赖那份判决书的认定思路。我当时就提出了,两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假如按照那份判决书的判决方式,那么本案判决将遇到执行上的法律障碍。后来,案件的判决确实在执行法官那里停住无法执行了。

所以说,案例这个内容非常重要,但并不是这样直接拿来当案件分析和判决的依据的,不是这样用的。

案例,也就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文书,是对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一个过程,所以,案例是非常个性化的,法官在认定和运用法律裁判时,背后是整体案件情况的综合审视,有些情况是法官直接在判决书里作为认定的事实或者裁判的理由的,而有些具体情况,是不直接作为裁判理由表述出来的。

两份判决书,两个类似的案件,在判决书中2句同样的论述,很可能出于并不完全相同的综合裁量。

更何况,法律的具体应用并不像是很多人以为的数学题那样“答案确定唯一”。事实上,在民事法律领域,在某个法律规定或者法律问题的具体解释和理解上,可以同时并存2个或更多个的不同思路和结论,而且都是可以在技术上成立的,这样的情况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下面,我举2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之前提到过的,2个同样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另一个例子是同一年里上海法院和最高院就同一个法律条文的相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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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委托管公章的隐名股东,为何法院认为不是高级管理人员?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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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委托管公章的隐名股东,为何法院认为不是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法》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理解,以前已经写过几篇文字,也说过几个案子和故事。

在那几篇文章里,提到过“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法》上是有特别定义的,它与内部管理等级划分没有直接的联系。比如说,有些公司将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分为中级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这是从管理制度上的划分,因此,被这样划分而称为“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很可能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

事实上,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那么清晰,也觉得这并不重要。直到他们发现有些法律责任的追究必须先要确定对方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这才知道这居然也是个法律专业问题。

今天聊的这个事情,也涉及到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认定的问题。不过,顺便也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代持股机制的运行机制里的毛病。熟悉我的人或许知道,我是不建议中小公司滥用代持股这种股权工具的。

这个案子在事实方面有些特别。

首先,这家公司(以下称为“甲公司”)的股权结构就有些与众不同。

甲公司,注册登记显示共有5名股东。但是,根据相关协议的内容显示,这5名股东全部都是代持股的股东,另有5人是所谓的隐名股东,每个名义股东代持一名隐名股东的股权。

5位名义股东与5位被代持人,10个人共同签订了一份代持股协议,明确了上述代持股关系。

其次,这家公司的日常管理是由隐名股东直接参与的,公章也是放在隐名股东手里的。这位隐名股东就是本案的主角,林某。

林某,是隐名股东。根据代持股协议的内容,林某的实际出资对应的股权比例是34%。这个持股比例,在这家公司是属于最高持股比例的股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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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不办登记;为何法院驳回解除合同的请求?

合伙指南 | 作者:李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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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不办登记;为何法院驳回解除合同的请求?


股权转让合同,是股权相关的法律操作中最常见的一类合同。通常,股权转让合同的购买方,也就是股权受让方,合同的最终目的是取得公司的股权。取得公司的股权,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在企业登记机构上将自己的股权取得情况予以登记,也就是过去常说的“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

但是,不是法律专业的人士,可能对于工商登记的理解通常是有误会的,在处理相关的股权纠纷诉讼时,这也是律师特别需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的。

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股东和持股比例,是对已经有的权利的一种公示,而不是因为登记设立了这些权利。公司的登记事项,并不是创设股权的法律行为。

所以,在现实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被登记为是股东,但是这个人在法律上未必一定是股东;或者,虽然没有被登记为是股东,也有可能在实际上是股东。

结合到股权转让的事务来说,除非在合同中有特别的规定和说明,否则的话,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转让”,并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反,“股权转让的交付”,更多地体现在公司内部对于股权变更的确认,比如说在公司的股权登记簿上登记了股权变更事宜并且向股东发放了更新后的股权证明,比如说公司的其他股东都在书面或行动上承认了股权转让后的状态,比如说与因受让股权而加入公司的新股东一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

但是,这里面仍然是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公司登记制度,也是有法律意义的,它有一种“公示”的法律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四条“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六十五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这种公示所带来的公信力,意味着没有办理登记的股东或者股权,只能在公司内部,也就是公司的股东之间能够产生实际的约束力,或者是对那些明知这一情况的外部第三人产生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因此,没有办理登记,虽然不影响股权转让带来的权利的设立,但是会影响股权的实际运行。

那么,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在实务中想办法避免呢?

前些天,我更新了自己编写的那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样本》,这次是2021年第2次修订。在这份股权转让合同样本里,就有条款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参考。当然,我的解决方案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其他的解决方案。

很多人以为一份合适的“股权转让合同”就是依照法律写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份好的合同,每一个条款后面都是别人的实际经验和教训。经验越多越杂,合同条款才能设计得更为合理。

可能这样说还是有些抽象,下面我还是讲个“别人的实际教训”:就是本文标题里写的那个事情。签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一直不给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然后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法院给驳回了,于是就形成了股权转让合同无法解除但是股权又没有被登记的尴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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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驳回: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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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驳回:过期了


很多案件反映了一个现实的情况,许多人对于法律上的各种期限的了解是不太多的,大多数的人可能只知道一个诉讼时效。但是,法律上的期限可远不止诉讼时效。

从理论上来说,诉讼时效过期,是失去了“胜诉权”,事实权利理论上还是存在的,他欠你的钱,仍然是有债务关系,只不过无法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进行追索了。

但是,法律上还有很多期限,一旦不小心过去了,甚至实体上的权利也就消灭了。

今天,就来说一下2020年二审的这个案子。当事人认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时侵害了自己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与那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的修改都无效。可是,法院驳回了他的起诉,不仅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而且也没有实质性地去分析和判断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否真实,因为法院认为:过期了。

甲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1日。

甲公司最初的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

2004年5月,陆某,也就是本案的原告,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成为甲公司的股东,公司修改章程任陆某为法定代表人,并经工商变更登记。

2008年2月,张某出价405万元受让离某27%的股权。史某出价360万元受让离某24%的股权。两人均未支付对价。这次的股权转让是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并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这次股权转让,就是陆某认为侵害了自己的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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